政治 / 轉貼╱漫談民主：從瑞典女部長辭職與陳水扁戀棧說起

漫談民主：從瑞典女部長辭職與陳水扁戀棧說起 

 
俞力工（維也納） 


最近，有兩件事相當引人注目：一是兩位瑞典女部長的急流勇退；一是陳水扁的戀棧不退。
先談談瑞典。保守黨政府組閣不足個把月，兩位女部長便相繼辭職，一個為了過去10年積欠1千歐元左右的電視稅；另一位則是許多年前在家�雇傭保姆而沒有依法申報。儘管瑞典是個富裕發達國家，卻為了如此些小的差錯結束兩個部長的政治生命，這與海峽兩岸動輒上億元的諸多貪腐事件相較，實在是令人感到納悶，不可思議究竟在哪一邊？！
歐洲聯盟一些主要國家的政治清廉有目共睹。許多人把該現象歸功於民主自由，筆者卻認為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。綜觀全球政治清廉榜，單單華夏文化地區，早有新加坡、香港排行於前15名之內，說明政黨政治、民主選舉絕非求得“清廉”的必備條件。較不為人留意的是，該兩地一向實施嚴格的文官選拔與培訓制度。再加上優厚薪俸相佐，使得公職人員既能回避貪腐引誘，又能全力以赴提高行政、管理效率。所謂選賢與能，在此兩地可說是得到充分的發揮，由此讓人聯想到專制的中國古代，只要是政治清明，也一樣可以打造盛世局面。香港回歸之後，其文官選拔制度一度受到干擾，使得社會發展停滯不前，最終也不得不在其固有體制面前低頭。該事實顯示，清廉政治並非歐洲社會所專美，同時也反映出兩岸當局政治藝術的貧困與無助。按理，既然新、港有此傑出體制與英才，就應當禮賢下士、三顧茅廬、讓賢與能。這次讓香港陳馮富珍女士走出去、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職務，算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突破。然而從國家需要出發，更迫切的是引進人才、改良體制。
歐洲的清廉政治除了上述考核制度之外，還存在著廣泛的學術界、輿論界與政黨間的監督，而其關鍵不在於數年一度的投票，也不在於少數服從多數，而是各社團的人民代表系由基層開始，逐步選拔至國家最高立法、司法、行政機構。一旦其代表涉入貪贓枉法事件，多會感受到由下而上的壓力，因而不得不引咎辭職。與其他社會相較，歐洲最為獨特之處也剛好是廣泛的民眾參與，即無論是住宅區、所屬工會或職業社團，均有頻繁的政治活動與社團生活。這種團體性並非外界強加的結果，而是數千年群眾運動、階級鬥爭、教會活動、同業公會、工會、兵團、政黨所培養出來的集體意識與協作習慣。換言之，由於歐洲人始終處於集體討價還價的狀況，出於切身的需要，必須走出家庭、透過社團來爭取更大的利益。至於不具有這種政治文化背景的地區，基本上除了個人之外就惟有家庭可作屏障。從最近臺灣百萬紅衫軍上街遊行示威看來，表面上聲勢浩大、空前絕後，實際上卻是一個個的個人面對一個頑固的統治機器，因之“曲終人散”，政府依舊。
就整個華夏文化圈加以觀察，始終不存在任何可與歐洲相比擬的階級政黨。華夏文化圈大多政黨成員多為追求仕途的知識份子，或為填補上級指派名額而入黨。甚至連工會也都幾無例外地淪為民主擺設，結社花瓶。在此情況下，儘管政府時有更迭、閣員頻頻走馬換將，政黨的最大存在意義多在如何鞏固政權或求得勝選，而不是提出一套系統的施政方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