彼得杜拉克發明了一個名詞,就是「知識工作者」。他對這個名詞的定義大約是相對於勞力工作者而言,知識工作者是利用知識產生價值的人。新的知識經濟時代,大部分的人都是知識工作者,藉由知識產出價值,換取報酬。因為知識工作比起傳統勞力工作相對難以衡量,所以知識工作者的績效管理成唯一門新的課題。
產出螺絲釘的勞工,傳統的度量方法大約是每小時產出幾顆,良率如何,品管如何;設計新螺絲釘的工程師大約是多久以內設計出幾種,有什麼新的材質應用;但是發明新卯合方式的發明家,他所設計發明的新方法,很難去度量出它的價值--這位發明家如果沒有發明這個方法,會不會發明其它更好用的方法?或是更短的時間內,發明出同樣的東西?沒有人知道。
即便是我們前面說的「設計新螺絲釘的工程師」似乎可以衡量,我們還是不能確定,他真的沒有摸魚嗎?設計一個新的螺絲釘結構,真的需要十八個小時嗎?
所以知識工作者的價值大多只有自己最清楚(有時候連自己都不清楚),知識工作者的自律成為很重要的專業道德。
聽不懂嗎?很簡單啊,以前我們大家都不懂醫師在做些什麼,因為他們實在太專業了;他們給的每一個治療步驟我們都不知道是對是錯,對多少,錯多少;如果加上上帝與命運的說法,就更加難以捉摸衡量了。於是「自允許我進入醫業,我自當秉持我的專業良知,病人的利益為我唯一的顧念」就是醫師誓辭。我們無法管理醫療專業,所以給予專業倫理規範。
專業的倫理規範,往往是社會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,不是嗎?所以即便「胡志強市長的健康,可能影響台中市民的利益」這樣看來正確的冠冕說詞,最後仍舊在「醫師不得洩漏病患隱私」的專業倫理下敗潰。
實話說,這些醫師說的話或者是對的,如果胡志強市長的健康真的會影響到台中市民的權益,醫界確實有義務將之揭穿。但是前提是,揭穿的人很清楚自己已經違反醫界的基本倫理良知,所以必須同時宣佈退出醫界。用自己的專業生命去維護專業倫理。這樣在道德上才是兩全,不成吊詭。
為什麼會談到知識工作者的自律,談到知識工作者的績效管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