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子化趨勢 直昇機父母誕生(摘自天下雜誌)
你經常沒事往學校跑,幫孩子看頭顧尾,你總是為孩子安排各式各樣「對他好」的補習、活動,深怕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點?其實,你正是台灣六百萬「直昇機父母」的一員。
現場1:許昌街徐薇補習班。
徐薇永遠忘不了那個鉛灰色的夜晚,教了二十年國高中補習班英文、看過形形色色的父母,前些時間卻遇上無法招架的劇情。那晚,九點半下課聲響起,學生們湧上發問;排在人龍第一位的北一女學生,連珠砲式的,一問二十分鐘,後排學生騷動顯出不耐;徐薇委婉說道:「妳先讓其它同學發問,待會兒再來好不好?」她揪了眉轉身離去。徐薇不以為意。幾十分鐘後,徐薇的手機響起,電話那頭,一位中年男性劈頭興師問罪:「妳為什麼不回答我女兒的問題?她一回來就躲起來哭,說後面那位明倫高中學生的問題,會比她的重要嗎?」甜美的笑容轉為愁苦,徐薇傻了眼,不情願道了歉。
現場2:台北市內湖某明星學校。
游泳池畔,五年四班的三十名學生下了游泳課,準備換裝;泳池畔幾位志工媽媽原本是來協助現場整理與秩序維護,但其中一位志工媽媽看到女兒出來,大步趨前,拿起吹風機吹起女兒的長髮,「別著涼了,」媽媽壓低了音量說話。這是一群台灣新生的「直升機父母」(helicopter parents),是歷史上不曾出現的一批「過度介入」與「過度焦慮」的父母。他們像極了直升機在上空盤旋,無時無刻守望孩子的一舉一動。以目前五到十四歲的三百萬孩童為基礎,再加上學齡前與就讀高中的學生一百多萬學生,這群父母約有六百萬(平均每對生兩胎或一點五胎)。這六百萬的父母,大多數在一九六一到一九七六年階段出生、解嚴前後接受大學或義務教育,被威權教育訓練為學歷至上的競爭動物,上最好的學校、爭取頂尖工作。他們看到社會的轉變,試圖以不同於父母輩對自己的權威教養,創造出較民主或自由的「教養觀」(parenting)。
但,在教養上,這群父母遭遇上了史無前例的兩大挑戰。
挑戰一,少子化伴隨的焦慮。在直升機父母上一輩,多半有四到五個孩子分散父母注意力;但直升機父母的世代卻最多只有兩個小孩,最新的數據是,一位婦女生不到一.二個。因此,家族的關注點全集中在少數孩子身上。
挑戰二,第一代教改實驗父母。直升機父母的孩子是未成年的學子或學童,是第一代教改的對象;做為教改實驗父母,他們被迫與教改亂象共處,也在全球化無情競爭、就業市場不確定的環境下,教養下一代。六百萬父母不全都都屬於直升機父母,但把教養當極限運動(extreme sport),卻是這個世代的普遍與集體的潛在特質。
現場1:許昌街徐薇補習班。
徐薇永遠忘不了那個鉛灰色的夜晚,教了二十年國高中補習班英文、看過形形色色的父母,前些時間卻遇上無法招架的劇情。那晚,九點半下課聲響起,學生們湧上發問;排在人龍第一位的北一女學生,連珠砲式的,一問二十分鐘,後排學生騷動顯出不耐;徐薇委婉說道:「妳先讓其它同學發問,待會兒再來好不好?」她揪了眉轉身離去。徐薇不以為意。幾十分鐘後,徐薇的手機響起,電話那頭,一位中年男性劈頭興師問罪:「妳為什麼不回答我女兒的問題?她一回來就躲起來哭,說後面那位明倫高中學生的問題,會比她的重要嗎?」甜美的笑容轉為愁苦,徐薇傻了眼,不情願道了歉。
現場2:台北市內湖某明星學校。
游泳池畔,五年四班的三十名學生下了游泳課,準備換裝;泳池畔幾位志工媽媽原本是來協助現場整理與秩序維護,但其中一位志工媽媽看到女兒出來,大步趨前,拿起吹風機吹起女兒的長髮,「別著涼了,」媽媽壓低了音量說話。這是一群台灣新生的「直升機父母」(helicopter parents),是歷史上不曾出現的一批「過度介入」與「過度焦慮」的父母。他們像極了直升機在上空盤旋,無時無刻守望孩子的一舉一動。以目前五到十四歲的三百萬孩童為基礎,再加上學齡前與就讀高中的學生一百多萬學生,這群父母約有六百萬(平均每對生兩胎或一點五胎)。這六百萬的父母,大多數在一九六一到一九七六年階段出生、解嚴前後接受大學或義務教育,被威權教育訓練為學歷至上的競爭動物,上最好的學校、爭取頂尖工作。他們看到社會的轉變,試圖以不同於父母輩對自己的權威教養,創造出較民主或自由的「教養觀」(parenting)。
但,在教養上,這群父母遭遇上了史無前例的兩大挑戰。
挑戰一,少子化伴隨的焦慮。在直升機父母上一輩,多半有四到五個孩子分散父母注意力;但直升機父母的世代卻最多只有兩個小孩,最新的數據是,一位婦女生不到一.二個。因此,家族的關注點全集中在少數孩子身上。
挑戰二,第一代教改實驗父母。直升機父母的孩子是未成年的學子或學童,是第一代教改的對象;做為教改實驗父母,他們被迫與教改亂象共處,也在全球化無情競爭、就業市場不確定的環境下,教養下一代。六百萬父母不全都都屬於直升機父母,但把教養當極限運動(extreme sport),卻是這個世代的普遍與集體的潛在特質。